河南方言演变及其对文化的影响(5)

四、结 语

黄河在河南孕育了中原文化，而中原文化造就了中原官话。明初大批山西移民的涌入，在中原地区烙下了晋语的痕迹，即使权威如开封、洛阳方言，现在也保留了“圪蔫”“圪蹬”等“圪头词”。但中原官话在本省的强势地位使得晋语节节败退，晋语区已由民国初年的豫西和豫北大部缩小至豫北太行山附近。方言间此消彼长的变化也表现在文化方面。豫剧的繁荣发展，将以洛阳方言和开封方言为代表的河南话唱遍全省，走上中国乃至世界的大舞台，对怀梆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句耳熟能详的“中”，将黄河两岸河南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打破了方言之间的壁垒。正如英国语言学家所说的那样，“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相成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19]

[1]张玉梅,李柏令.汉字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颜之推.颜氏家训[M].刘舫,编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3]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J].辅仁学志,1943,(1-2):2.

[4]吕坤.交泰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5]刘勋宁.再论汉语北方话的分区[J].中国语文,1995，(6):447-454.

[6]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贡贵训.安徽淮河流域方言语音比较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1.

[8]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J].复旦学报,1980，(S1):14-15.

[9]何文明.洧川县志:卷4[Z].1818.

[10]余心孺.延津县志:卷9[Z].1702.

[11]王兴亚.明初迁山西民到河南考述[J].史学月刊,1984，(4):38-41.

[12]李如龙.演化与接触,系统与特征——再论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J].国际汉语学报,2015，(1):37-47.

[13]温端政.方言与民俗[J].中国语文,1988，(3):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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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吴红霞.山西民俗概论[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

[19].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方言不仅反映地域文化的历史内涵，并且在地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河南方言的主体是中原官话，中原官话又是中原文化的一个缩影。有明一代，以山西为主外省移民的大量迁入，形成了今天河南省内晋语与中原官话并存的局面。本文以河南方言为例，尝试分析同一行政区划内不同方言区的形成与变化，并从戏曲、民俗两个方面探讨中原官话和晋语对河南文化的影响。一、河南中原官话的形成与发展中原官话是汉语北方官话的一个分支。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中原官话分布范围较广，东起江苏赣榆，西至新疆喀什，纵跨全国12个省区。其中，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所说方言皆为中原官话，为中原官话的核心区域。远古先民距今已久，缺少文字记载，其所说语言难以得知。夏、商、周三代是汉族以及汉语共同语逐渐形成的时期。据传夏人的祖先为颛顼，而颛顼是黄帝之孙，夏人应属北方胡狄系。不过经史学考证，夏部落由渭河中下游逐渐东迁至晋南和豫西。因此，夏人的语言中应还融入了西部氐羌语的成分。商人属东南夷越系。从挖出的甲骨文来看，像“祖甲”“父乙”“疾口”等说法，与今南岛语系“名+定”的结构一致。[1]由此可知，商人进入中原后，又为早期的华夏语中加入了南岛语的成分。周朝不仅具有较为完善的文字体系，而且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还出现了最早的汉语通用语“雅言”。《论语·述而第七》有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由于缺乏相关文献，秦朝使用什么语言无从考证。根据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所陈述的语言事实，西汉的共同语“通语”已经由秦晋方言作为其基础方言了。不过东汉定都雒阳，曹魏和西晋定都洛阳，强化了洛阳方言作为汉语共同语的地位。永嘉之乱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长达三百年，北方汉语方言受到阿尔泰语、乌拉尔语等语族的影响，“声音之变或自此始”。[2]但无论南北，洛阳口音一直被奉为正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曾指出：“自兹厥后，音韵蜂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隋唐虽定都长安，但洛阳是“东京”或“东都”，地位依旧很高。唐朝的李涪在《刊误·切韵》就有论述：“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洛阳方音的权威地位直到北宋定都开封才有所下降。不过周祖谟也指出，“汴梁去洛未远，车轨交错，冠盖频繁，则其语音必相近”。[3]靖康之耻后，大批北人南渡。南阳人陈鹄在《西塘集耆旧续闻》中提到，“乡音是处不同，唯京都天朝得其正”。由此可见，及至南宋，汴洛方言依旧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方言。自元朝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问世，关于此书音系的基础方言就一直争议不休。其中，李新魁、张启焕认为该书的基础方言为洛阳音或汴洛音。杨耐思认为所谓的“中原之音”是指当时北方广大地区通行的共同语。赵遐秋和曾庆瑞、王力、刘勋宁等学者认为周德清记录的方言应为北京音。而邵荣芬、刘淑学则认为《中原音韵》的基本方言为河北音。笔者在上述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中原音韵》的音系特征与洛阳、开封两地的中原官话进行比较，发现《中原音韵》与中原官话在入声归并方面差别较大。《中原音韵》中的清入字派入上声，次浊入字派入去声。中原官话这两类入声字均派入阴平。此外，《中原音韵》的宕江曾梗通五摄的入声字在归并方面皆有所不同，而中原官话则呈现出一种合流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不是中原官话。虽然中原官话不是《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但是也不能就此否认中原官话在当时的影响力。现在学界普遍认为，《中原音韵》仅能代表同时期的说话音，而读书音与之脱节，依旧会保留传统语音的特点。明朝吕坤在《交泰韵》中曾提及，“万历中，余侍玉墀，见对仗奏读，天语传宣，皆中原雅音”。这里的“中原雅音”即河洛之音，因为“谓河洛不南不北，当天地之中，为声气之萃。”[4]可见到了明朝后期，皇宫在正式场合所采用的读音还是汴洛方音。而北京音获得标准音的地位已经是清朝中叶的事了，在这之前，以汴洛为中心的中原官话还保留相当的权威。刘勋宁就直接指出，“中原官话是老官话，北京官话是新官话。”[5]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河南的中原官话除了影响本省大部分地区外，还影响了山东、安徽、江苏和河北部分地区。《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就将山东省的31个县市划为中原官话兖菏片，安徽省阜阳、亳州等12个县市划为中原官话商阜片，安徽省蚌埠、颍上等11个县市划为中原官话片信埠片，江苏省的11个县市和安徽省的淮北、砀山、萧县3地划为中原官话徐淮片，河北省的魏县、大名县划为中原官话郑开片。这些地区与河南省的中原官话一起被放入同一页语言地图中，可见历史上以汴洛为中心的中原官话对周边县市的影响。笔者以为，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省中原官话区的形成应与行政区划、地理分布、黄河泛滥有关。河北省的魏县、大名县明清隶属大名府，而大名府所辖区域今均被划为中原官话郑开片。山东省菏泽、济宁、枣庄、临沂等县市明朝隶属兖州府，与今中原官话兖菏片基本重合。江苏省徐州市明朝是直隶州，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升州为府，下辖一州七县。中原官话徐淮片仅比明清徐州府多了东海、赣榆两县。安徽省中原官话的分类比较复杂，但整体逃不出明朝凤阳府的范围。正如周振鹤、游汝杰所言：“特别是唐宋的州和元代的路、明清的府所辖的地域不大不小，对于一体化来说是最适中的。”[6]究其原因，一是府(州)治通常为该府(州)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府(州)所辖的各县与府(州)治频繁往来有助于消除各县方言的差异，向府(州)治方言靠拢。二是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百姓安土重迁，不是自然灾害、战争暴乱很少离开当地。这就使得该府(州)的方言不会轻易受到外界方言的干扰，内部趋向一致。地理分布其实与行政区划也有一定的关系，这里以淮河为例。淮河历史上不仅是南北方的地理分界线，更是不同政区的分界线。秦朝以淮河为界，南为九江郡，北为泗水郡。汉朝淮南为扬州刺史部，淮北为豫州刺史部。西晋的扬州淮南郡的郡域大部位于淮河南部，豫州位于淮河北部。唐朝淮河以南为淮南道，淮河以北为河南道。南宋时期，淮河更成为宋金对峙的前沿。由上文可知，安徽省淮河以北的区域在南宋以前一直与河南南部同属一个更大的行政区。因此，安徽省淮河以北除淮南市外均为中原官话区也不足为奇。而据贡贵训2008年的调查，淮南市区的方言入声已经消失，由江淮官话洪巢片演变为中原官话信埠片了。[7]黄河历史上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在今河道之前，黄河有七百多年夺淮入海的历史。根据邹逸麟的研究，金元时期黄河下游干流的流势逐渐南摆，到了明初，颍河或涡河一度成为黄河的干流。[8]明朝统治者出于保皇陵和护运河的需求，人为使黄河干流长期保持在开封、归德(今商丘)、徐州一线上，并在北岸修筑堤坝。由于泥沙沉积导致河床淤高，黄河在其南岸地势较低的河南开封府及归德府、山东兖州府西南部、南直隶徐州府及淮安府等地决口泛滥，洪水波及整个黄淮平原。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兰考北)决口，改道北行夺大清河入海，黄淮平原才免遭洪涝之苦。民国二十九年(1938年)，国民党炸开郑州花园口大堤，企图以水代兵，阻止日军西进，结果使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均被黄河淹没，鲁南地区也受到波及。由上文可知，古代百姓非天灾战祸不会离开故乡。黄河的多次泛滥和改道迫使当地百姓流离失所，促进本府州县与邻近州县间的人员流动，加速了中原官话的传播。而黄河多年夺淮入海，使得黄河以南至淮河以北地区联系紧密，该区域百姓在文化习俗方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在地理上常被称作“黄淮地区”。根据笔者的调查与《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的相关图例，广义的黄淮地区除边缘的个别县市外，所说方言均为中原官话。二、河南晋语区的形成与变化河南素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宋末年，金元相继入侵，中原地区战事频仍，民生凋敝。再加上金、元时期黄河下游多次泛滥和决口，水漫千里，饥殍遍野。明初的时候，开封洧川县“百姓流移，存者十二三。郊原旷野，鞠为茂草”。[9]新乡延津县亦是如此，“籍民占田，而土著止数十家”。[10]相反，位于太行山西麓的山西虽也受到战争的影响，但不及河南那么严重。又因明初统治者鼓励恢复生产、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山西人口激增，不少地方出现了“地狭民众”的情况。于是明朝统治者采取移民政策。据《(续)文献通考》的记载：“明洪武、永乐间，屡徙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保安等处。”而关于山西移民在河南的安置情况，史料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王兴亚经过考证，认为直隶大名府、河南的卫辉府、怀庆府、开封府和南阳府接收山西移民最多。[11]除了上述地区外，豫西的陕县、渑池、洛阳、偃师、孟津、嵩县、洛宁、新安、宜阳，豫北的安阳、林县、鹤壁等地都有山西移民迁居于此的相关文献。令人奇怪的是，同样迁入大量山西移民，明朝大名府、开封府、南阳府的辖域在民国时期几乎都说中原官话，而怀庆府、卫辉府的辖域则普遍说晋语。《河南·语言篇》可以进行佐证：“开封道全境，河北道内黄、汤阴以南，阳武、原武以东，河洛道渑池、嵩县以东，汝阳道淮河以北，桐柏山以西，皆用河南音……汲淇陕洛等县，虽有入声，地域不广，且语言简细，交际亦少。”而到了今天，除了靠近山西的19个县市被划为晋语邯新片的获济小片，豫北其他地区均为中原官话郑开片。延续上文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从行政区划、地理分布和方言接触演变的角度来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今河南省在历史上因黄河阻隔，南北分属不同的政区。黄河以北的晋语区在由秦至隋的几百年间隶属河内郡、汲郡与魏郡，而黄河以南的中原官话区则属河南郡、荥阳郡、陈留郡等地。今豫北晋语区在唐朝分属河北道的孟州、怀州、卫州、魏州、相州等地，今豫东、豫西、豫南的中原官话区则属都畿道和河南道。北宋依旧以黄河为界，以北除孟州外改属河北西路，以南改属京畿路、京西北路和京西南路部分地区，州府因之。元朝黄河以北属中书省怀庆路、彰德路和卫辉路，黄河以南属河南江北行省的河南府路、汴梁路、归德府、南阳府、汝宁府。直到明朝，怀庆府、彰德府和卫辉府才在行政区划上并入河南。由此可见，豫北19个县市的方言与河南其他地区不同，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二者长期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而山川、河流的分布使河南省晋语和中原官话的对立关系得以保留。上文已经提到，黄河自古是天堑，阻碍了大河两岸百姓的交通与往来。太行山余脉延伸至河南省西北部，横亘在今豫北晋语区的斜后方。黄河和太行山一前一后将这片区域隔绝开来，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就使得该地区的方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理，民国时期的洛阳、陕县等地还保留入声，也是因为西南部有山，北部面向黄河，地理位置较为闭塞，所以，语言自然不容易发生变化。李如龙认为，演化和接触是语言发展的两种模式。演化是语言系统内部的演变，而接触是一种语言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发生的演变。当一种语言在经济文化上占据优势，即为强势语言；反之，则为弱势语言。[12]官话与其他方言相比明显属于强势语言。晋语得以保留入声而成为北方方言中的一座孤岛，得益于山西山多险峻，交通闭塞。当晋语区的人长期与官话区的人有所往来，方言就会逐渐被同化。例如,豫北内黄县在民国时期说的方言还是晋语，但因内黄三面被中原官话包围，又地处华北平原，与外界接触较多，短短几十年时间就演变为中原官话。而孟州市三面被晋语区包围，却被划到中原官话洛嵩片，就在于其古代是沟通黄河南北的重镇，与对岸的孟津、洛阳贸易往来频繁，潜移默化地受到这两地方言的影响。洛阳是十三朝古都，语言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因此，孟州的口音与洛阳更为相似。三、中原官话与晋语对河南文化的影响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作为地域文化典型的戏曲和风俗，因为根植于百姓生活的土壤，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所以与方言的关系非常密切。具体而言，戏曲是说唱艺术，唱词旁白夹杂方言俚语，在语音、词汇、声调方面均可体现当地方言的特征。而“民俗的形成与推广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语言形式，必须有一套和这种民俗相联系的独特的词语。”[13]因此，戏曲和风俗是两个很好的窗口，可以通过它们看到中原官话与晋语对河南文化的相关影响。(一)戏曲地方戏是流行于一定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剧种的通称。河南地方戏种类繁多，除了豫剧、曲剧、越调通行全省外，不同地域喜好的剧种也各不相同，如沁阳的怀梆、濮阳的大平调、三门峡的蒲剧等。由于地方戏“曲文说白辞多但俗”，因此能够较好反映当地的方言。我们以河南地方戏的典型——豫剧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怀梆为例。豫剧据说“自明朝中后期，在中原地区盛行的时尚小令基础上，吸收‘弦索’等艺术成果发展而成。”[14]在流传的过程中，豫剧因各地语音的差异形成不同的风格。清末民初之际，由于洛阳等地的豫剧多用下五音，而开封等地的豫剧多用上五音，为了进行区分，当时的人们将洛阳一带的唱腔称作豫西调(又称西府调)，开封一带的唱腔称作豫东调(又称祥符调)。其中，祥符调是豫剧母调，是最正宗的豫剧唱腔。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豫剧中找到开封话和洛阳话的影子。声母方面，豫剧分尖团音，如常香玉在《拷红》中的唱词“儿呀，你可看到他们是什么时候进去的？”她将“进”读作[ts in]，“去”读作[t‘y]，洛阳话中现在还保留了这一用法，而开封话的尖团音已经合流了。韵母方面，中古汉语的“药、觉”韵的部分入声字，豫剧还保留了“yo”的读音，如王善朴在《朝阳沟》中的唱词“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他将“学”读作[yo]，今天的开封话中“学”已读作[yε]，但商丘话中还保留了“yo”的读音。古入声曾摄开口一等、三等庄组和梗摄开口二等大部分字，在豫剧中都读“ε”。例如，魏云在《朝阳沟》中的唱词：“为建设新农村我百倍努力”，她将“百”读作[pε]，开封话中现在还有这一用法。声调方面，豫剧和普通话一样有四个调类，但具体每个调类的调值不同，其中，阴平(24)、阳平(53)、上声(55)、去声(31)。[15]此外，豫剧中的不少方言词像“喷(闲聊)”“恁(你/那么)”“小虫儿(麻雀)”“打通腿(两人一个被窝分头睡)”等，在今河南中原官话中还很常见。怀梆是豫西北传统的地方剧种，因起源于旧怀庆府(治今沁阳)一带，故名怀梆。其前身是祭祀祈雨的“海神戏”。明初大批洪洞移民迁居至此，带来山西戏剧的表演形式，经过与本地民俗方言的长期融合，逐渐发展成了怀梆。因此，怀梆既类似山西中路的上党梆子，又具有本地特色。声母方面，怀梆无舌尖后音，只有一组舌尖前音ts、ts‘、s、z。如黄福盛在《古槐案》中的唱词：“自从就任河内县，风风雨雨整七年”，他将“整”读作[ts]，沁阳话中现在还保留了这一用法，而长治话该字读[t]。韵母方面，怀梆将鼻音韵尾n发成近似i，与《中原音韵》的音系相比，言前辙中开、合二呼的字并入怀来辙，齐、撮二呼的字并入乜斜辙，人辰辙并入灰堆辙。如贺小联在《反西京》中的唱词：“势如潮涌奔边关”,他将“奔”读作[pei]，“边”读作[piε]，这些语音特征都是上党梆子所没有的。此外，怀梆中还保留了入声。黄福盛在《辕门斩子》中的唱词：“曾记得你七弟打死潘豹”，他将“七”读作[t‘i]，这点与豫剧明显不同。声调方面，怀梆有五个调类，比豫剧多了一个入声调，分别是阴平(54)、阳平(313)、上声(515)、去声(24)、入声(32)。[16]而怀梆中亦吸收了不少当地方言词，例如：“蜀黍圪档(玉米杆儿)”“炉坷埌(烧过后的煤块儿)”“算拉倒(算了吧)”“鬼咋(有趣)”等，这些词在豫北晋语地区还在使用。随着豫剧不断发展壮大，怀梆逐渐沦为濒危剧种，影响范围越来越小。这与河南境内中原文化的强势地位有关，也与中原官话向晋语区的渐进有关。(二)风俗《颜氏家训》曾云：“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即古今语言随着时代风俗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著书立说之人如果地处南北就会显出语音上的差异。可见风俗习惯、地理位置对一地方言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岁时节日是中国传统习俗的一种体现。中国民间有“六月六，晒龙衣”的说法，相传那一天是龙王晒鳞的日子，由此引申出了六月六晒衣服、晒书等习俗。不过在河南民间，六月六是“瞧(望)夏节”，即出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有趣的是，晋南地区在六月六也是“回娘家节”。此时正值夏收结束，出嫁女儿回娘家的较多，豫西戏称“打完场，乖瞧娘”，晋南则有“六月六，走罢麦”的俗语。在河南，女儿带女婿探望自家父母时，要以新麦面做的蒸馍、糖包、油食为礼品。如逢当年正好是父母六十六岁生日之年，瞧夏女儿还要以寿桃和所做的寿衣为礼。这时，父母一般设宴或好饭好菜款待。当然，瞧夏之日母亲也可携带礼品去看望出嫁的女儿，即“娘瞧女，是正理”。在许昌、漯河一带，当地还有“送扇子”的旧俗。即父亲或叔伯在六月六当天看望出嫁未满一年的女儿，除了带着食物，还会带两把纸扇。[17]而在山西，妻子携丈夫回娘家时，要以新打的小麦蒸一个大的月形角子馍，传达自家获得丰收之意。岳母则会做七、八样饭菜来招待女婿，包括凉粉、凉面、蒸馍、烙饼等食物。如果是新出嫁的姑娘，娘家在这一天还要给亲家送“张口馒头”，希望女儿尽早为婆家生儿育女。[18]根据相关文献，河南的山西移民主要来自泽、潞两州和平阳府的洪洞县，也即广义上的晋南地区。笔者猜测，六月六回娘家这一习俗可能就是山西移民带过来的。由于河南过“望夏节”的县市在明朝分属怀庆府、卫辉府、河南府和开封府，这些地区当时接收了不少山西移民。加之晋南与河南上述地区都盛产小麦，农耕节令类似，因此这一习俗也就在河南落地生根，一代代延续下来。当然，中原文化在河南本土也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最典型的就是常用语——“中”。“中”是河南全省通用的一个词，意思相当于普通话的“行、好、可以”。笔者对“中”进行历时考察，发现元曲中已有与今河南话“中”相同的用法。例如，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旦云：父亲，则怕不中么？”该句里“中”的意思就是“行”。而“中”的这一义项流传至今，应该与河南地处中原，一贯以中州自居有关。另外，这也体现了河南人说话言简意赅的特点。当河南人说一个“中”的时候，是肯定、承诺之意；连说两个“中”的时候，是将就、应付之意；一口气说三个“中”的时候，那就是“端茶送客”之意了。纵观山西乃至整个黄河流域，没有一个省能出现像河南的“中”这样精准反映本省地理和文化的词，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独一无二。四、结 语黄河在河南孕育了中原文化，而中原文化造就了中原官话。明初大批山西移民的涌入，在中原地区烙下了晋语的痕迹，即使权威如开封、洛阳方言，现在也保留了“圪蔫”“圪蹬”等“圪头词”。但中原官话在本省的强势地位使得晋语节节败退，晋语区已由民国初年的豫西和豫北大部缩小至豫北太行山附近。方言间此消彼长的变化也表现在文化方面。豫剧的繁荣发展，将以洛阳方言和开封方言为代表的河南话唱遍全省，走上中国乃至世界的大舞台，对怀梆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句耳熟能详的“中”，将黄河两岸河南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打破了方言之间的壁垒。正如英国语言学家所说的那样，“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相成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19]参考文献：[1]张玉梅,李柏令.汉字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颜之推.颜氏家训[M].刘舫,编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3]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J].辅仁学志,1943,(1-2):2.[4]吕坤.交泰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5]刘勋宁.再论汉语北方话的分区[J].中国语文,1995，(6):447-454.[6]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贡贵训.安徽淮河流域方言语音比较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1.[8]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J].复旦学报,1980，(S1):14-15.[9]何文明.洧川县志:卷4[Z].1818.[10]余心孺.延津县志:卷9[Z].1702.[11]王兴亚.明初迁山西民到河南考述[J].史学月刊,1984，(4):38-41.[12]李如龙.演化与接触,系统与特征——再论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J].国际汉语学报,2015，(1):37-47.[13]温端政.方言与民俗[J].中国语文,1988，(3):202-206.[14]宋正.河南戏曲文化传播考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15]段纳.豫剧中方言特征的传承与变异[J].戏剧文学,2016，(1):129-133.[16]徐玮琳.近百年来沁阳方言语音演变研究[D].威海:山东大学,2019.[17]刘永立.河南民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18]吴红霞.山西民俗概论[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19].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文章来源：《河南化工》 网址: http://www.hnhgzz.cn/qikandaodu/2021/0215/579.html